《教养不惑》
薛仁明 著
中华书局
2025年9月
薛仁明。受访者供图
近日，台湾知名文化学者薛仁明携最新修订版《教养不惑》亮相广州，以“如果你对教育有所困惑”为主题，从礼乐文明可落地实践的视角切入，带领读者思考，今天我们如何赓续传统文化的精神血脉，在现代社会中寻得一方宁静而有力的教养天地。
《教养不惑》为薛仁明谈论国学教育的代表作，涉及家庭教育、礼乐教育、戏曲教育、经典阅读、师生关系、亲子关系、文化自信等核心话题，探讨了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落地实践与传承路径，作者通过在生活中的教育实践与讨论，努力寻回亲子间的安然自在。
●南方日报记者 戴雪晴
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实践
1993年起，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的薛仁明开始长居台东池上乡下。直至2009年，他开始在两岸报刊发表文章，聚焦中国传统文化与生命实践，长期关注礼乐文明当代实践。薛仁明著有《我们太缺一门叫生命的学问》《乐以忘忧》《孔子随喜》《其人如天——史记中的汉人》等作品，曾获得“2017年海峡两岸年度作家”等称号。
薛仁明告诉南方日报记者，中国人历来有着礼乐文明“大屋顶”的护佑，其实并不需要这么多的教育理论。如今，许多人都低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分量。在过去，许多人没读过儒释道典籍，也不通琴棋书画，更不知道何为非遗，但是他们活得很有精气神。
他注意到，从全国视角来看，广东的礼乐文明根基是非常深厚的，祖祖辈辈把“礼”维护得很好。例如潮汕地区尤为重视清明祭祀、婚丧嫁娶的礼仪，这些礼仪，可以说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有序的见证。
薛仁明坦言，他在乡村生活了非常长的时间，获益良多。在他眼中，乡居生活最重要的，在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留。“我们家本就住在乡村，为什么每个月还要带着孩子回老家一趟？那是因为爷爷奶奶还在那里生活。爷爷奶奶在的地方，可以带领孩子们‘补补课’。”
他认为，城市里的父母带孩子去山清水秀的地方，既是亲近大自然，更重要的是让孩子有更多的机会贴近优秀传统文化。通情达“礼”的风景，更是一种“大世面”，能够帮助孩子打下为人处世的基础，拥有自在而又守规矩的心性。
“规矩就是‘礼’，自在则是‘乐’，要遵循礼乐文明并不复杂，我们都还看得到祖辈们怎么做。今天我们的家长要跳脱二元的思维，不能只对西方的教育理念‘开放’，而对自己的祖宗‘不开放’。”
家庭是教育的基地
“孩子的视角”的加入，可谓《教养不惑》时隔多年来重新修订的一大亮点。除了正文新增章节8万余字，家庭生活纪实照片新增近20幅外，9篇自述文章更是完整呈现了薛仁明三个子女的成长心路历程。
薛仁明认为，西方的教育架构存在的问题之一，便是只关注于知识层面，很难对学生的人格与生命气象产生教育的影响，这样难免会出现价值真空、道德崩溃的困境。而中国传统的教育，向来是既教授知识，又关注修身；既关注现实，又关注生命的安顿。如果照搬西方的教育架构，极有可能出现诸多问题，这时，来自家庭的教育便显得尤为重要。
“家庭是文明的根本，是教育的基地。”薛仁明观察到，许多家庭从孩子一出生就把他们送进托育中心，接着是托儿所、幼儿园、小学……久而久之，社会的力量取代了绝大部分的家庭功能。而事实上，当家庭功能缺失，谈论教育便是缘木求鱼。
薛仁明曾在台湾教了十多年书，他意识到，当小孩离开家庭来到学校，都早已是“准成品”，即使老师能力再强，都只能在家庭教育的基础上，做一些有限的增强或修补。家长是教育的主力，老师则是其协助者，固然不可妄自菲薄，却也不能妄自尊大。如果轻视家庭教育，往往会产生本末倒置的后果。因此，恢复家庭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。
“教育的根柢，在于对生命的启发。或者说，教育是明白之人使人明白，是走在前头的人一派气定神闲，于是，后来之人一个个也跟着神清气爽，如此而已。”他说。
好教育都是“熏”出来的
薛仁明很喜欢“熏染”这个词，他曾有过这样的经历——写书法时，女儿在一旁看；写文章时，女儿便在一旁逐行阅读；他喜欢播放音乐，久而久之，女儿对《春江花月夜》《月儿高》等古曲耳熟能详。“这就是熏染的力量。好教育，都是‘熏’出来的。”
他主张孩子们多看京剧，且可以反复观看、聆听，看似重复中，每次都可以领略出新意思，咀嚼出新滋味。京剧戏词精炼，介于文白之间，近似于诗，尤其讲究音律。“戏曲对小孩的语文大有裨益，对其性情陶冶，更有潜移默化之功。”他感慨道。
除了传统戏曲，典籍对于人的深远影响也不容小觑。近年来，“国学热”方兴未艾。有人认为这股热潮源于现实所需，但薛仁明表示，“国学热”的背后，还有另一股“力道”。这个力道十分强大，后劲十足，可称之为“历史的气运”。
司马迁的《史记》是薛仁明十分推崇的著作，在浩瀚的史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。“司马迁下笔有如神助，一经勾勒，人物的立体形象便呼之欲出。太史公视野宏阔，看人有纵深，写人有层次，越是细读，就越读之不尽。《史记》记的是两千多年以前的中国古人，古人越古，越有看头。《史记》中的汉人，最有神采，也最接近我们今天亟待找回的中国人该有的典型。”他说。
在他看来，阅读这类典籍，一方面要对典籍的作者怀有敬意，另一方面也要把这些作者当成平辈人。这样才能与作者“同其呼吸、同其俯仰，同忧患、同欢喜”。
“有时读《史记》，读着读着会笑起来，书中的人物虽然是古人，但我感觉和他们很亲近。他们的思维，和当代人的思维是一脉相承的。如果我们能从阅读《史记》的过程中，读懂并欣赏古人的智慧，便找到了更多的良师益友，正所谓‘三人行，则必有我师’。”
有一次，他在讲座中讲授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，他请一位高中校长读最后一段“太史公曰”，这位校长提出用广东话来念。听完抑扬顿挫的粤语朗诵后，他十分震惊，倒吸了一口气。
“这段‘太史公曰’，我一读再读，十几岁到二十几岁，似懂非懂，三十岁终于读懂了一些，再到四十岁，发现这篇文章遣词造句很不一般。而听完粤语版《史记》才发现，司马迁对音律极为讲究，《史记》中讲的道理是思想层面的，遣词造句是视觉方面的，音律则是听觉方面的。太史公的高明，在于将思想、视觉、听觉有机融合在一起，惊为天人。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虽然我们做不到，但我们愿意去学习。”